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與綜合國力的不斷增強，社會保障范圍不斷擴大，有效地保障了城鄉各類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但不可忽略的是，目前我國農村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仍然滯后。
　　 日前，在北京舉行的全國政協十一屆常委會第六次會議的專題分組討論會上，農村社會保障這一話題引起了政協常委們的關注和討論。
　　
　　加強農村社保體系建設
　　
　　 全國政協常委、致公黨中央副主席李卓彬說，受城鄉二元結構的影響，我國社會保障發展很不平衡。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已日趨完善，而農村社會保障嚴重滯后，至今仍處于一種家庭保障、土地保障及國家救濟的低水平上，尚未構建一套適應農民生產與生活需要的社會保障體系。
　　 “沒有完善的農村社會保障作為支撐，擴大農村消費市場無疑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必將陷入困境。”李卓彬認為，只有不斷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才有可能把農民從沉重的負擔中徹底解放出來，為建設現代農業、發展農村經濟創造有利條件，從而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城鄉統籌發展。
　　 在李卓彬看來，農村社會保障體系應該是以保障農民收入為目標，以社會保險為核心，并與城鎮保障體系銜接統一的現代社會保障制度，因此需要政府、農民、金融機構等社會各方力量的積極參與、通力協作。
　　 我國中西部一些偏遠地區，處于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的多發帶，一旦發生自然災害，農民抗災能力很弱。李卓彬建議，在地震等自然災害多發地區，由政府投入為主，逐步建立起地震、泥石流等自然災害的保險制度，以農村居民的房屋等主要財產為承保標的，切實提高這部分農民的保障能力。農村社會保障還應同教育、住房等扶貧項目有機結合起來，
　　提高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的協調與互補效果。
　　 針對我國地區之間農村社保不平衡的現狀，李卓彬說，從地域上看，如廣東、江蘇等經濟發達地區，有的可以直接實行城鄉統一的社會保障體系，有的則宜立足于建立覆蓋面廣、保障項目完備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而對于欠發達的農村地區，則應從農民最急迫的保障需求入手，首先建立農村低保，實行新型農村合作醫療試點并穩步實施，在經濟條件較好的農村進行養老保險制度試點。
　　 對于失地農民和農民工這兩大特殊群體的社會保障問題，李卓彬也非常關注。他說，在當前農村土地流轉的新形勢下，農村社保是農村土地流轉的現實基礎，建議以土地使用權的流轉為契機，構建和完善農村社會保障體系，積極探索建立社會保險和商業保險相結合的失地農民社會保障運作模式。針對全國的1.4億農民工，建議逐步消除將城鎮職工和農民工差別對待的不公正現象，為農民工加入城鎮社會保障體系創造條件。
　　
　　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
　　
　　 “要健全和完善城鄉社會救助制度，努力擴大社會保障覆蓋范圍。”全國政協常委、貴州省民政廳副廳長楊春興說，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社會保險與慈善捐助事業，是國家實施社會保障的重要基礎。近年來，隨著以推進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步伐加快，社會保障范圍不斷擴大，有效地保障了城鄉各類困難群眾的基本生活。
　　 楊春興談得更多的是存在的問題，比如社會救助法制建設步伐滯后，缺少系統、規范的法律體系作支撐和約束。在城鄉低保管理中漏保、騙保的問題時有發生。低保在個別地方成了“萬能筐”，不論屬于何種困難的人都往里面裝。一些地方政府在解決征地拆遷、移民搬遷時補償不到位，失地農民往里裝；解決破產企業改制重組時，將納入城市低保作為砝碼讓職工簽字，而沒有從提供和解決就業等長期生計為職工謀出路，低保成為了政府調解社會矛盾和安撫困難人員的萬能鑰匙。還有，各項救助制度的設計缺乏有機的整體統一與相互銜接，在面對城鄉不同類型的困難群眾，在救助理念、救助方式與政策導向上有失偏頗。不能有效地將定期救助、臨時救助、災民救助有效地區分開來，誤導和助長了一部分人可以躺著吃低保。
　　 楊春興認為，定期救助之外的其他臨時救助亟待加強。首先，城鄉醫療救助制度的推進有待于城鄉醫療保險制度的建立和完善。在個別地方，一方面救助資金沉淀過多，造成了富余的假象；一方面因救助資金限制，使眾多的困難群眾患病而家庭困難不能及時得到救治，因病致貧的問題依然存在。
　　 其次，教育救助制度有待于建立和完善，助學貸款在某種程度上有效解決了困難家庭學生上大學的問題，但在九年義務教育與大學之前的高中階段的救助目前還是空白。教育救助的領域有待于擴大和延伸，教育救助的制度化、規范化進程有待于加快步伐。
　　 再次，住房救助、司法救助、災民救助、家庭中遇重特大事件臨時困難救助等，還缺乏制度性的保障。困難群眾住房難、打官司難、生活難的問題依然存在，基本權益有待于進一步得到維護。
　　 楊春興建議，國家應建立健全覆蓋城鄉困難群眾的社會救助體系。建立城鄉一體化的救助制度，科學合理地制定城鄉各類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救助水平，充分考慮區域間城鄉消費水平差異和基本生存需要。建立社會救助資金保障機制。同時，高度重視處于低保邊緣的低收入家庭在遭遇重特大災害事件時的臨時救助工作。
　　
　　強化國家財政投入責任
　　
　　 “農民養老已經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但由于農村傳統的養老方式已不能適應農民養老的現實需求，必須尋求新的途徑。”
　　 全國政協常委、海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康耀紅說，我國農村社會養老一直采用家庭養老和社會養老相結合的方式。這些年，農村傳統的家庭養老、土地保障功能開始弱化。農村原來依附于集體經濟的社會保障體系基本無存。農民對耕地的人均占有日益減少，耕地的可比產值相對降低，土地對農民養老的保障功能逐漸弱化。人口老齡化和家庭小型化的速度正在加快，家庭養老保障難以為繼。
　　 “現在出臺我國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制度的時機已經成熟。”康耀紅建議，要強化國家財政投入的責任，加快實施新型農保制度。建立和完善我國農村養老保險體系的核心是資金來源問題，養老保險資金的持續投入是關鍵。從國際經驗來看，養老保險費屬于財政收入再分配的項目之一，國家財政在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中起著決定性的作用。總結過去多年試點的經驗教訓，新型農村養老保險必須體現政府的主導作用，明確各級政府的責任。具體就是，采取基礎養老金和個人賬戶相結合的方式，中央政府負責提供基礎養老金，地方政府可根據自身的財力情況，靈活多樣的安排資金，對“進口”或“出口”進行補貼，不斷調動農民個人繳費的積極性，逐步提高本地養老金待遇水平。
　　 康耀紅同時建議，盡快從制度上實現全國覆蓋。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通過堅持不懈地改革體制完善機制，探索性地建立了農村社會養老保險制度，至今已有20多年的歷史了。盡管這一過程一波三折，但其理論和實踐的成果、老農保的教訓和新農保的經驗以及改革開放30年來取得的巨大經濟發展都為建立中國特色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加快建立農村社會養老保險體系、盡快從制度上實現全國覆蓋已刻不容緩。